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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实践成效不足
2020-06-20 00:35
来源:未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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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访医卫行业人士称,在北京周边新建医院并不难,难的是怎么把好的医生迁移过去。中国医师协会养生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郑志坚坦言,“从我们一线医生来说,你给我一个搞专业的良好环境,我肯定愿意去。但是我去又面临一个问题,孩子上学怎么办?这个问题解决不了,我肯定不去。”

调研过程中,尽管受访者对疏解首都部分功能有共识,但设身处地考虑,他们也提到了目前依靠行政决策推动外迁可能面临的问题。

同样,教育机构外迁方面,除了首都教育资源过度集中的共识,不少教育界人士提出,从人力资源供求平衡角度看,目前全国教育资源分布严重失衡,首都明显“过载”,带来了多方面社会问题,在更大范围内重新布局很有必要。

外迁存在现实阻力

疏解三原则

其三,涉迁人员动力不足。

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中心主任吕斌说,目前北京市不仅集中了自然科学、社会学、财经法律、医药卫生、交通航天、石油地质、电力通讯、农林业、文艺体育等学科的国内顶尖高校,还附带有一大批民办高校、职业培训学校,人才供大于求,造成人力资源极大浪费。天津市发改委政研室主任许颖悟开玩笑说:“北京市郊区住地下室的,比河北石家庄市住三室一厅的学历都要高,这是扭曲的现实。”

部分医疗、教育及行政部门担忧,某些机构外迁后,外部环境变化可能引起机构功能异化,甚至难以生存。方来英说,医学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科研队伍,以及多个领域的科技创新,某医疗领域学科进步,必须有领军人物,以及围绕领军人物配备的技术支撑团队。

首都功能过载,疏解迫在眉睫,已成“京津冀协同发展”的战略共识,然而医疗、教育等为主的非核心首都功能的外迁疏解,却被现实困难高高悬起,无法落实

首都功能“疏解共识”难解

“如果把医院迁到河北,即便有领军人物愿意过去,它也难解决支撑问题。”方来英说,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的首都医疗资源疏解,不是把首都医疗水平做下去,而该把河北的医疗水平做上来。

首都功能“超载”运行

其二,体制壁垒形成牵制。

对于向津冀地区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,部分医疗、教育和行政部门有关人士期待,疏解工作要立足现实情况,遵循市场规律。他们提出三条原则建议:

他以万科集团全程参与的北京市某中学搬迁项目为例,讲述了功能外迁的难处。北京市用了三年时间,要把某重点中学从西城区移到房山区,挪动距离约20公里,“但到今天还有17个问题没解决,学校只能带着各种不完备开学”。

除了医疗教育,也有专家学者支持外迁首都部分行政职能。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杨保军说,北京的吸引力还在于行政资源的高度集中,“行政部门事务可分成前台和后台,前台面向全国,后台服务中央。前台的东西可以分出去,只要找到合适的地方依法行政,就能够提高效率。”

方来英、吕斌等认为,目前针对存量迁移面临困难重重,成本大、效率低,且触动多个方面利益,建议从增量入手,提出兼具约束力和可操作性的行政指令。吕斌称,可以提出原则上首都教育和医疗机构数量只减不增。在存量方面,建议利用市场机制进行调节,通过改善周边地区环境,引导疏解工作。

此外有国外先例也表明,依靠行政力量搬迁成效并不明显。据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胡存智介绍,目前世界上已经有不少国家做过首都搬迁规划,比如韩国政府专设有首都搬迁工作部,指挥政府所属机构搬迁到指定区域,但实践成效不足,原因是配套环境跟不上,靠行政手段指挥不动搬迁。

对于首都医疗资源外迁,受访者认为,从医疗行业特征看,心血管、脑血管、脑神经等医学专科攻关疑难杂症,需要各大教科单位、医学院校、科研机构等多中心合作,可以集中在北京。而老年病专科医院、康复中心等非急症机构,当前在北京发展也非常集中,迫切需要疏解。

其三,政策协同,互联互通。受访者表示,户籍、就业、就医、教育、社会保障等制度设计,是社会认定京津冀一体化程度的重要参考指标,也是左右首都功能疏解效率的关键因素。

“京津冀协同发展”战略启动以来,医疗、教育及部分行政单位被认定为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的重要内容,已成社会各界较为明确的共识。然而,近期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记者调研过程中发现,针对北京医疗、教育等非核心功能的行政事业单位进行的具体疏解政策,面对的却是“有共识、难落实”的现实局面。

吕斌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,如果依靠行政力量把北大、清华外迁到了河北省,结果只能是两所名校实力下滑,毕业生每年“潮汐式”赶回北京就业,起不到疏解效果。

其一,功能外迁“水土不服”。

因此,在功能疏解、产业转移过程中,中央有关部委以及京津冀三地宜加强协同,立足疏解“以人为本”,促进相关制度设计互联互通,以“同城化”实现人口和产业分散在更大区域。记者 方问禹 张涛 张舵 赵仁伟 詹奕嘉 徐岳 王玉光

其一,政府引导、市场主导。有关人士认为,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,中央政府宜先明确京津冀三地经济社会多领域错位发展的具体定位,制定地区人口、产业、功能发展规划,继而明确医疗、教育资源疏解方向。

谈及首都部分医疗资源对周边地区疏解,北京市多位医卫行业人士对本刊记者说,作为政治中心、文化中心的首都北京,已经变成了“全国看病中心”,对外疏解“很有必要”。

“学校希望在房山办成总校,由校长当法人,老百姓也这么呼吁,但办到今天还是变成了一个分校,因为涉及编制的问题,谁出钱的问题,哪个领导都讲得非常有道理。”毛大庆说。

其二,存量优化、增量疏解。据职能部门介绍,目前北京市“看病难”、“就学难”等社会问题依然突出,相比仍在增长的人口数量,首都医疗、教育资源凸显不足,大量医疗机构、大中小学仍在谋求扩建、新建,带来了医疗和教育机构的可观增量。

除了明确定位、制定规划,在实施过程中,政府应该起到引导作用,让市场机制发挥主导作用。具体操作是,政府依靠行政力量,消除体制壁垒,完善交通状况,改善公共服务,从而影响市场主体行为,使得人口、产业等经过市场选择,也符合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要求。

万科集团副总裁毛大庆在参加本刊调研座谈会时称,要解决北京大城市病的问题,不简单是产业规划、城市规划、交通规划的问题,更是深层次的体制性问题。

有高校教师表示,现在京冀公共服务水平相差甚远,轨道交通也谈不上一体化,“来回折腾上课不现实,举家迁往河北,那我北京市户口怎么办,孩子上学怎么办,老婆工作怎么办,父母就医怎么办?”

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方来英介绍,2013年北京市完成门诊量2.19亿人次,其中三级医院就诊量超过8900万人次,包括外地病人3000万左右,“你到天坛医院、肿瘤医院去看,北京病人没几个,大部分都是外地求医者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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